(一) 微观因素分析

1、湖北省农户微观特征的基本描述

2003年与2002年比较，纯农业户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从14.91%上升到23.01%，比重增加了8%；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所占比重则略微有所下降，分别从57.30%和26.45%下降到53.73%和22.18%，两者都降低了大约4%。此外，农村中非农业户所占比重基本不变，在1.2%左右。从四类农村住户的基本特征看，各类型农户在基本的人口学特征上差异并不明显。其中，年龄结构的分布对于倾向于非农就业的农户来说表现出较为年轻的特点。非农业户的平均年龄最小，比相应的纯农户的平均年龄少大约4.6岁。从耕地资源的角度看，非农就业倾向与人均耕地面积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随着各类型农户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其相应地也会表现出非农参与的倾向。这说明，农民的就业行为显现出资源导向性特点。综合起来，从农户微观的调查数据来看，湖北农民的非农就业倾向并不明显，农户大部分收入来源依然是农业。下面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农民就业行为及其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2、农民就业行为及其收入的理论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所在家庭、即农户的理性行为。在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认为家庭、而不是个人才是劳动力供给行为决策的基本单位，并把生产、消费与劳动力供给决策统一到家庭模式之中。而农户在进行决策中遵循的则是比较优势原则。这意味着农户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即便是那些表面看来“保守”、“非理性”的经济行为，需要着重探讨的也是产生这些行为背后的经济环境。这些行为往往是在特定环境约束下的理性反应。白南生等（2002）在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调查的研究中也发现农民在外出或是回流的选择上是基于一定的内外条件的约束之下而作出的理性决策。与就业行为的分析相应，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收入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它是由每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所组成。在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制度下，农户收入的提高本质上应该关注的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获得收入流的来源问题。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收入流的来源是有价值的[1][1]。在此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一个价格。那么，农户收入流的质和量及其决定因素则成为研究农民收入乃至就业的根源性问题。如果将农户的就业和收入联合起来考虑，那么农户的收入取决于收入流的来源，而在一种以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特征的理性行为决策下，对农户收入的分析主要应集中于对农户就业行为选择的分析。

3、农民收入决定的微观因素分析

采用湖北省农调队2002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模型与变量说明略)。多元线形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对农户收入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纯收入将会减少4.73元。若从标准化系数表明的时间对收入的弹性值来看，农户参与农业的劳动时间每增加1%，其家庭收入则会降低0.057%；与此同时，非农业劳动却能显著地提高家庭收入，非农业劳动时间的单位增加会带来家庭收入5.2%的增长。由此，我们看到农民选择非农就业更能显著地提高其家庭收入。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农户理性行为分析的框架下，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就能提高整个农户的收入。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在湖北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村中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的比重下降，纯农户的比重反而上升。调查结果也进一步显示，近几年来湖北农民却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非农就业倾向。这可能是，一方面，湖北在推进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对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区段产业的发展比较重视，农业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户在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就业的过程中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在特定条件下农民理性的行为选择即是在稳定自身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再去谋求非农就业岗位或者外出就业而增加收入。

4、农民就业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

通过对农民就业行为的离散选择模型分析(模型略)，计量结果表明：

（1）农民在进行就业选择时，特别关注自身效用（或者收入）的提高。就业行为受到农民收入来源预期的显著影响。农户劳动力在就业选择中会充分估计未来的收入及其来源情况。

（2）农户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就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年龄对就业选择的影响最为显著。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年龄相较于其受教育水平对就业的影响大，年龄偏大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年长者与年青者相比，年长者务农更具比较优势，年青者非农就业乃至外出打工的比较优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农村教育与非农就业对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要相脱离，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劳动力缺乏专门的职业培训，因此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上并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农民在就业决策过程中并不将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放在重要的方面来考虑，而是在一定的非农就业制度约束下对就业类型进行选择。

（3）在自然资源方面，耕地面积越大，农户非农领域就业决策的可能性越小，但这种影响程度并不太显著。另外，农户距离县城的远近对农户的就业决策影响也不大。家庭耕地资源的多少为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中做出理性的分工提供一个前提，这种分工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种来源于对不同工作时间上的分工，另一种来源于家庭内部人员按照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分工。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和非农领域的就业选择并不太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而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互斥性。因此，农户在面临配置劳动力就业问题上可能更倾向于按照劳动力比较优势来分工。

（4）不同地区的农民在就业行为上表现出较大差异。这里将平原地区作为比较基础。在丘陵地区，农民具有比较强的非农就业倾向，相对于丘陵地区，山区的农民对待非农就业的态度则更为谨慎。山区农民在从事非农就业特别是外出就业上有一种内在驱动力，而并不太倾向于纯粹从事农业就业，对选择农业兼业则更为乐意；虽然对参与非农就业具有强烈的愿望，但又并不完全脱离土地，而是试图把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最低保障”，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中更多地考虑到非农就业的风险。

综上所述，农户在决定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在全面考虑自身特点以及外部条件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这种利益事实上反映在对增加收入的预期上。如前所述，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即是根据自身情况参与非农就业，而非农就业则更集中在劳动力外出就业上。由此，研究外出劳动力的就业行为显得尤其重要。

5、外出劳动力就业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

研究外出劳动力就业行为的重点在于对农民外出倾向性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设定外出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重作为反映农民外出倾向性的主要表征，建立多元单对数模型(略)，回归结果表明：

（1）农民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外出就业的概率。农民外出很重要的动因来自于对外出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的预期。农民非农就业与农业就业预期收入的差异每增加1元，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增加2.8%。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外出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劳动，而他们在进行决策时也同时关注自己外出的迁移成本。

（2）家庭抚养负担是促使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又一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在考虑外出与否上会从家庭的整体利益考虑。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劳动力外出就业实质上即是农户家庭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过程。

（3）山区农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外出就业倾向。山区农民在外出就业上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其外出就业的强动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城乡就业收入的较大差距使得农民拥有强动机外出。外出就业已经成为他们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更高收入、谋求个人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山区农民内部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劳动力外出提供了支撑。近几年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据湖北省农调队测算，农村地区Gini系数从2000年的0.27增加到2003年的0.28，增加3.7%。因此，农民在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也就产生了较强的外出动机。

（4）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不同组织方式对外出倾向的影响程度不同。计量结果显示，各种外出方式中，最能促使外出的方式是自发性的外出，其次是亲属介绍，影响程度最小的是政府或单位组织。这说明农民外出就业的信息渠道并不多样，他们最通常的方式即是自己去搜集信息或者依靠亲朋好友的介绍外出就业，政府部门在组织农民外出转移就业方面的力度还不够。

6、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微观影响因素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农民的就业行为与其收入提高的意愿相一致。农民在考虑就业的过程中是以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的。在现实中，农民会在给定的自身和制度约束下选择能给自身带来最大收入的就业领域。

第二，农户在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时通常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农村家庭会让那些年轻且善于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家庭成员到非农领域就业，而那些年龄偏大的成员则会留在家中进行农业耕作。另外，农户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更倾向于到非农产业就业。当然，在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中，他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时间分工的倾向。从总体上看，农户通常还是根据家庭劳动力的就业优势安排其成员的就业。

第三，农民外出就业已经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促进其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农民外出更多地是一种自发性的或者依靠亲属朋友介绍而外出就业，相关就业指导部门在组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有序流动的工作上缺乏力度。与此同时，在农业产业内部处于劳动密集型区段的领域也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政府部门在工作中也应重视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农业。

第四，不同地区农民在考虑非农就业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相同。在丘陵地区，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外出偏好。对于山区或较为偏远地区的农民具有较强的外出就业倾向，但是他们在考虑外出时显得格外谨慎，当地农民的外出选择会全方位考虑就业的收益和成本。

(二)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湖北省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影响。就业弹性也称就业的产出弹性，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就业增长率的变动率。当就业弹性为正值时，含义可以简单的解释：就业弹性高表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大，反之则小。当就业弹性为负值时，弹性的含义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经济正增长而就业减少，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挤出”的效应越大，反之越小；二是由于经济负增长而就业增加，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吸入”的效应越大，反之越小。当就业弹性为零时，经济增长对就业没有拉动作用。

（1）从时间趋势看，湖北的就业弹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通过弹性计算分析，从1991年到1998年为第一阶段，就业弹性逐年减少，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1991年就业弹性为0.21，此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的0.05。从199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就业弹性趋向于稳定发展。1999年就业弹性反弹到0.11，此后一直平缓移动，2003年略有回升，为0.10，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向于稳定。就业弹性的减小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与经济结构相应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第一种情况下，过去两个人的工作现在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就业弹性当然会减小。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的经济增长高于劳动密集的产业，就业弹性也会变小。从湖北省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这两方面的原因兼而有之。

（2）湖北各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具有显著的差异。在1991年至2003年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11，第二产业为0.042，第三产业为0.43。这说明第一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为负数；第二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一产业，但趋向于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

第一产业对就业的贡献表现为一种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湖北省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91年到1999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值，说明湖北上世纪90年代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到2003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正值，且逐年增加，只在2003年有所回落。由于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并不能充分反应该产业有效就业的变化，更大程度上折射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变化。这个阶段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大幅度实行“减员增效”，就业机会减少，城市自身就业和再就业形势严峻，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全省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并逐渐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波动，其中3年为负值。这一现象深刻说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全省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2000年前在反复中下降，从2000年开始又开始缓慢提升，但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2003年为14.8，说明第三产业是吸收就业人口的主渠道。

（3）湖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从1980年以来，湖北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不断下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0.5%下降到2003年的14.7%；第二产业的份额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变化不大，一直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的份额不断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3%上升到2003年的37.5%。与此同时，从1980年以来，湖北的就业结构呈现出与产业结构相似的趋势。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从90年代初期的61%下降到2003年的47.7%，第二产业的份额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变化不大，一直维持在20%左右。第三产业的份额不断上升，从90年代初期的18.2%上升到2003年的31.7%。

结合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湖北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以结构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为基础的。近3年来，湖北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与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的不足有关。从总体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效率的提高。

2、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实质上也是农村劳动力居民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进程。

（1）湖北城镇化水平低，发展不足。2004年全省总人口6016.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627.8万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3.8%提高到2004年的43.7%，年均提高2.48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湖北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据第一次全省农业普查，在全省805个建制镇中，平均镇区面积2.36平方公里、5871人、31.6家企业、2.51个集贸市场；在基础设施方面，每个镇有供水站0.95个、汽车站0.51个、邮电所1.07个、0.26个图书馆、0.79个影剧院、1.31所小学、1.87所中学、0.35所职业学校、1.17个卫生院、0.98个广播站和0.79个电视差转台。从人口规模上讲，不能达到发展第三产业的“最低门槛”；从基础设施上讲，与大中城市相差甚远；从预期收入上讲，与农民务农收入相差无几。湖北省小城镇建设的发展不尽人意，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不够，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能力不强。我省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流向之所以选择沿海地区，而不是我省的大中城市，关键就在于我省以武汉为代表的大中城市发展不足，缺乏大量吸纳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能力，没有起到城市应有的经济拉动力。

3、社会保障体系发育不充分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影响。失业、疾病、养老等市场风险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收入所难以承担和化解的，也是其转移的主要顾虑。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等风险时，从农村向乡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2004年全省3300户农民的调查显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比重为17.7%；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不足1%；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只有13.5%。这些数据说明湖北省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的面很小，力度也很弱。在社会保障的各个项目中，对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来讲，最重要的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用工单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受到伤害的农民工，有的人财两空，终生残废，生活无保障。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湖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4、劳动力就业服务机制不健全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服务机制主要包括培训机制、就业信息机制、职业中介机制等。

（1）培训机制。湖北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就业培训明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之由于农村教育落后,缺少资金,造成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科技素质远远低于城镇人口。据省农调队调查, 2004年全省农村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4.5%,严重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2）就业信息机制。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供需脱节、信息不灵的问题十分突出，“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现象同时并存。信息服务滞后，管理收费重重，更是挫伤了农民外出转移的积极性。因而，加快建立和完善湖北省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3）职业中介机制。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基本处于无组织和无序状态，这种无序流动既不利于政府宏观控制和管理，也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当前湖北在职业中介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职业中介工作薄弱，在农民中的影响力不大。由于职业中介的服务难以满足有待转移的劳动力的信息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民盲目地在城市中流动，增大了他们寻找工作的成本。二是职业中介组织功能不完备，难以满足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的需要。

5、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制度性障碍。

（1）户籍管理制度。湖北户籍制度改革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去年省政府推出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改革，武汉市取消了暂住证。无庸置疑，这些措施淡化了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需要；但是，城乡分割的实质使进城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不能与城镇劳动力享有同等待遇。

（2）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为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这对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其不足之处不断显现出来，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造成所有权的虚置，这使得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犯的事情屡禁不止；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明晰和土地市场的缺乏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能彻底。

（3）就业制度。一是传统的以所有制和行业作为标志的等级就业制度将从业者分为农村籍和城市籍两大等级，然后又将城市籍人员按从业的所有制和行业的不同分为若干等级。各等级形成了一个相互分割、自我循环的就业体系，阻碍了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加剧了全社会劳动力结构性失业。二是传统的单位就业制度建立在低工资与高福利保障基础之上，劳动者一旦就业之后终身依附于该单位。单位就业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本质严重对立，阻碍了农业劳动力进入该单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