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城乡发展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本文拟从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特征及利用现状出发，在把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基本态势，分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的问题和障碍的基础上，探究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的政策措施。
　　一、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就业特征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特征
　　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总和。通常采用劳动适龄人口，即16-60岁的男性人口和16-55岁的女性人口来反映劳动力资源状况。四川地处中国的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教育水平一直不高，而自然气候和人居条件又适合人类繁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特征明显。
　　1、数量庞大。2004年末全省总人口8725万人，其中劳动力资源6027万人，仅次于河南、山东省，位居全国第三位。在全省劳动力资源中，农村劳动力资源4025万人，占66.8%；这一比重比全国高0.2个百分点。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占全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7.7%，高于其人口比重的0.2个百分点。
　　2、男多女少。2004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中，男性2122万人，占52.7%；女性11903万人，占47.3%。男性劳动力资源比女性多214万人，所占比例比女性高5.4个百分点。
　　3、年龄较轻。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四川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年龄36.12岁，年龄中位数34.52岁。分年龄段看，16-19岁的劳动力占6.8%，20-44岁的劳动力占66.4%，45岁以上的劳动力占26.8%。劳动力资源的年龄较轻可谓精强力壮，这也许是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唯一比较明显的优势。
　　4、素质不高。四川农村劳动资源虽然庞大，年龄也比较轻，但素质却不高。以文化程度为例，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劳动力占8.29%，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36.86%，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46.57%，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57%，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劳动力占1.36%，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偏低。同年，全国平均每百个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13.31人，四川仅有8.27人，低5.04人，低37.9%；若再与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等人口、劳务输出大省相比，四川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是较低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5、分布不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区域内分布不均。2004年成都平原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4.7%，而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却占全省的35.1%，两者之比（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比重为1，下同）为1：7.46；丘陵和贫困山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32.3%，而农村劳动资源量占全省的53.1%，两者之比为1：1.64；民族地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50.5%，而农村劳动资源量仅占全省的3.0%，两者之比为1：0.06；攀西地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12.6%，而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占全省的8.7%，两者之比为1：0.69。
　　（二）四川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征
　　1、就业总量由增变降。农村劳动力就业总量是由农村人口以及农村劳动力资源决定的。四川农村人口由1980年的6326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6937万人，劳动力资源由 2875万人增加到4025万人；而同期从业人员由2745万人增加到3760万人，增长37.0%，平均每年增加42.3万人。纵观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四川农村劳动力就业总量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快速增长阶段（1978-1991年）。由于1957年前后和“文革”期间计划生育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人口出生高峰，在这一时期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和就业，就业劳动力由1978年的2622.9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3745.3万人，13年时间增加1122.5万人，年均增加86.3万人。第二阶段，缓慢增长阶段（1992-1998年）。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出生人口，农村劳动力就业进入缓慢增长阶段，1998年比1991年增加83.2万人，年均增加11.9万人。第三阶段，缓慢下降阶段（1999 -2004年）。由于城镇化水平提高，举家外出户增多以及高校扩招，农村就业劳动力开始减少，2004年农村就业劳动力3760.3万人，比1998年减少69.2 万人，年均减少15.4 万人。
　　2、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四川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绝对数量虽仍以第一产业为主，但绝对数量和比重都趋于下降；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不断增加，比重提高。2004年四川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2243.9万人，比1990年减少858.8万人，减少27.7%；占全省农村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6.2%，比1990年下降40.4  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882.3万人，比1990年增加642   万人，增长2.7倍；占农村就业人员总数的23.5%，比1990年上升168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工业508.5万人，增长2.6倍，从事建筑业   373.8万人，增长3.1倍；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633.7万人，比1990年增加393.7万人，增长1.6倍；占农村就业人员总数的16.7%，比1990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3、就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配弟-克拉克定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构成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第一产占优势而逐级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方向发展。四川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不例外，不同区域乡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凉山州，农村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83.0%，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17.0%，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8.3：0.4：1.3；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成都市，农村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43.2%，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达到56.8%，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4.3：2.5：3.2。这表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就业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以二、三产业为主。再从农业内部看，全省种植业的就业比重为94.4%，最高的广安市为98.5%，最低的甘孜州为71.8%，这说明我省不仅是一个农业大省，而且生产类型还比较传统，结构比较单一；全省畜牧业的就业比重为5.3%，最高的是甘孜州为27.3%，最低的是广安市为1.3%；全省渔业的就业比重为0.2%，各地区比重相差不大，仅有眉山市达到了0.5%；全省林业就业比重为0.1%，以阿坝州、甘孜州、攀枝花市的比重较高，分别为1.2%、0.8%、0.6%，其他地区相差不大。农业内部的这种就业结构，除与各地区农业发展水平有关外，还与我省各地区自身的地理状况有关，地处山区的畜牧业、林业就业比重较大，而盆地内大多数地区仍集中在传统的种植业上。
　　4、就业行业大多集中在素质要求不高的行业。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质量不高，就业除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2004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比全国高5.5个百分点）外，在二、三产业的就业也大多选择素质要求相对不高的行业。以在第二产业的就业为例，工业对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等素质要求较高，而建筑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劳动力素质较高的省区在第二产业的就业上往往选择比较效益高、技术含量大、工作条件好的工业行业；而四川则选择了要求相对较低的建筑业。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建筑行业的劳动力占24.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比福建、湖南、湖北高3.4、3.2、3.1个百分点，仅仅比安徽低2.3个百分点；转移到工业行业的占33.5%，比全国低11.6个百分点，与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省区比较，分别低1.2、0.3、0.7、4.1个百分点。 
　　二、四川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四川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由国家计划调控，其间“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等从农村抽调了大批劳动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使城市劳动力大量流向农村。虽然历经了这些反复和曲折，1978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或流动。1978年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在全省逐渐实行，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随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劳动力流向出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由城镇到城市的阶梯式转移的非农化势头，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四川农村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转移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其转移动因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广大农民在获得生产自主权的同时，其有限的耕地和低下的农业收益不能使他们富起来，于是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当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转移规模较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半径不大，一般在当地乡镇企业务工，转移劳动力不到100万人，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30万人，转移总量不到130万人。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到1990年全省达到480.4万人。尤其是九十年代后的改革和发展，各行各业对劳动力需求进一步扩大，促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全方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1998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7.6万人，比1990年增加537.2万人。进入新的世纪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04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达到151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6.9万人，增长9.1%,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38.2%。
　　（二）转移的阶段性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大致可分为启动、减速、再加速和稳定四个阶段。1983-1988年为启动阶段，其特点为转移迅速。在这个时期，由于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拉动，四川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年均转移规模达到60万人，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1983年的4.8%上升到1988年的13.1%。1989-1991年为减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转移放慢。由于治理整顿、压缩基建投资，关停并转了部分低效益、高能耗、污染较重的乡镇企业，相应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使转移的规模缩小，速度放慢。三年内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仅增加79.5万人，年平均转移规模为26.5万人，仅为前一阶段的44.2%。同时，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劳动力总数净增287万人，滞留农村的劳动力剧增。1992-1994年为再加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超常规高速转移。经过治理整顿，初步抑制了经济膨胀的发展势头，消除了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健康的因素。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全方位大规模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由1991年的523.6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986.8万人，三年间增加了454.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51.4万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25.9%，比1991年上升了11.5个百分点。1995年以来为稳定转移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年均增加近50万人。其特点是转移数量稳定增加，地域分布和行业不断拓宽，转移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三）转移的行业分布广。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从总体上来看，主要分布在城镇二、三产业，但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优化，农村劳动力已不断进入到了一些新的行业，也包括转移到外地后仍然从事着农业中的种养业。据抽样调查推算，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882.3万人，占58.2%；其中转移到工业的508.5万人，占33.5%，转移到建筑业的373.8万人，占24.6%。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633.7万人，占41.8%，其中转移到商业和饮食业的186.5万人，占12.3%，转移到服务业的380.5万人，占25.1%。同时，转移到外地仍然从事农业的8.2万人，占0.5%。
　　（四）转移的地域分布宽。在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总量中，四川位居全国第一。四川农村劳动力以吃苦耐劳著称而遍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其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县级以上的城市（镇）。从转移到省内、省外来分，省内多于省外，但省内的比例在下降，省外的比例在上升。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在省内转移的占50.9%，转向省外的占49.1%，但省内比2003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省外相应上升了1.4个百分点。从转移到大、中、小、城市来分，转向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的比重较大。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直辖市的占10.1%，转移到省会城市的占33.5%，转移到地级市的占23.9%，转移到县城的占16.8%，转移到建制镇的占9.3%。转移到大中城市的比例几乎占到了70%。从转移到东、中、西部来分，以东部为主，但转向中、西部的速度在加快。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东部地区的564.4万人，占省外转移人数的75.7%，比上年增长12.5%；转移到中部地区的37.1万人，占5.6，比上年增长14.9；转移到西部地区的127.4万人，占17.2%,与上年基本持平。东部沿海对我省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一直是四川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的首选。但由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正在相对减少，而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西部地区劳务需求逐步增大，已成为四川劳动力转移的又一热点地区。
　　（五）转移的方式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四川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转移）方式，最初是以人缘、地缘关系的“投亲靠友”和“以老带新”为主，带有较强的自发性、盲目性，即无序性。随着这些初始人员经过千辛万苦站住了脚根之后，便利用各种关系相互联络，将本村、本乡的亲朋好友介绍到自己就业的单位（企业）作伴，彼此关照，相互提携，农村外出务工的有序性及自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外出务工工作，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切实加强农民进城务工的服务和管理工作；用人单位和地区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供需直接见面，进一步增强了外出务工的有序性。据抽样调查，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用工单位或地区以及亲朋好友有组织、有目的地有序性转移占到了近60%，比当初的不足20%大大提高。
　　（六）转移的时间从季节性向常年性转变。过去，农忙务农，农闲外出务工是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或出钱请人代耕，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到农忙季节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去抢种抢收，而是相对固定地、常年性地安心在外务工。根据抽样调查测算，2004年四川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有70%左右是常年性的，那些临时性、季节性的务工人员主要是在乡外县内的一些短期性或规模较小的工程项目中务工，离家较近，往往是干完一个工程后再去寻找另外的工程。同时，随着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环境的逐步宽松、外出务工人员对城市经济生活的逐步适应，以及愈来愈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寻求到了较为固定的就业岗位，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不少务工人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留恋故土，不再追求“落叶归根”，决定在城镇置办家业，为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寻找务工机会或选择读书的学校，实现了举家外出、改变身份这一跃。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测算，2004年四川农村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接近200万户，占乡村总户数的10%左右。
　　（七）转移的人员结构不断变化和提升。四川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员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或提升。从转移者的性别来看，虽然男性仍多于女性，但女性的比例在上升。2004年四川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中，男性占67.8%，女性占32.2%；但男性所占比例比上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女性所占比例相应上升。从转移者的年龄结构来看，青壮年是转移劳动力的主力军。2004年四川农村转移劳动力中，16-20岁的占11.8%，21-25岁的占18.9%，26-30岁的占20.2%，31-35岁的占18.0%，36-40岁的占15.3%，41-45岁的占6.5%，50岁以上的占3.9%；16-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到了84.2%，成为转移的绝对主力军。从转移者的文化程度来看，明显高于在家务农的文化水平。2004年四川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占转移人数的76.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转移人数的9.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到了86.1%，比在家中务农劳动力的比例高出了30个百分点以上。从转移者受到的职业技能培训来看，也明显高于在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2004年四川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占转移人数的20%左右，比四川农村农业劳动力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高10个百分点。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利弊分析
　　（一）有利的方面
　　1、增加了农民收入。调查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劳务报酬的增长呈现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劳动力转移收入成为近些年来农民增收的亮点。1998年到2003年这5年中，四川农民人均收入由1998年的1789元增加到2003年的2230元，年均增加88.2元，增长4.8%。而农民外出务工（转移）收入年均增加63.9元，年均增长11.1%；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占同期农民人纯收入增加额的72.4%。2004年在多种利好因素的作用下，四川农民收入达到了2580元，比上年增加350元，增长15.7%，增加额创历史最高水平，这其中农民外出务工同样为增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004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73元，比上年增加106.7元，增长13.9%；对当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仍达到了30%以上。
　　2、推进了城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制约了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特别是一部份农民在城镇“安家落户”之后，工作生活在城镇，促进了城镇消费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的大幅度增加、城区建设规模的大幅度扩张，由此推动了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也为破解中国城镇化这一难题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据有关方面统计调查测算，2004年四川城镇化率（水平）达31.1%，比2000年的26.7%上升了4.4个百分点，其中农民进城务工对城镇化率提高的贡献在60%左右。
　　3、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而且对输出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样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四川外出务工者约有2%—4%走上了回乡创业道路，主要从事开发性农业项目，创办工商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如南部县近几年先后有200多人回乡兴办各类企业和经济实体500多个，回引资金2.5亿元，年均实现增加值8000万元，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1.5万人就业，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1992年到深圳打工的蒲勇，从打工仔逐步干到深圳恒昌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他毅然谢绝原单位高薪留聘，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县创办了南部县海联电缆厂，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188人，年产值1000多万元，产品畅销省内外。大桥镇7村在牡丹江市打工的鲜小群去年举家回乡投资30多万元，兴办了塑料颗粒加工厂，产品由绵阳、成都等六个市县的塑料编织厂包销。在广州打工的何友忠，将学到的技术带回家乡，兴办食品厂，与农民签订合同，建立蔬菜基地1500亩，产品畅销广东、浙江等地。
　　4、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四川农村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量低，不利于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之后，使留在农业和农村的人口相对的占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以2004年为例，按全省全部农村人口计算，人均占有耕地0.85亩，劳均可经营耕地1.56亩；如果把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扣除，人均占有耕地1.07亩，相对扩大了27.1%；劳均可经营耕地2.48亩，相对扩大了60%。事实上，近年来四川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之后，各地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现象，外出务工的农户将耕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经营，耕地开始向种田能手集中。如地处川西平原的江油市永胜镇，目前经营土地百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已达100多户，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民增收。
　　5、为农村培育和锻炼了人才。四川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而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则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和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就业正是培育和锻炼农村劳动力的一所大学校。以有一定文化的农村青年为主体的农民，离别家园，来到与原来环境有很大反差的现代文明城市和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带，进入非农产业，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拜师学艺，学习新的技能，经受艰辛磨练，开阔眼界，扩大交往，从观念到能力都会发生深刻的转变，从中涌现出各种人才来。终年风尘仆仆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农村时，带回的不仅仅是打工收入，更重要、更深远的是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文化与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市场信息动态，更加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等，无形中会推动农村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转变。
　　6、为农村发展带回了大量的资金。四川地处祖国的西部，农村发展的资金十分匮乏。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四川农村发展带回了大量的资金。据省农调队调查测算，2004年四川外出劳动力全年寄回和带回的资金超过了4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省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是当年地方财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30多倍。这400亿资金大大的缓解了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为四川农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7、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尚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巨大冲击，诸如对传统的户藉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格局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和契机。诸如目前正在进行的户藉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种冲击所引发的，如果没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流动就业的冲击，这种改革也许不会来得这样快，改革的力度也许不会这样大。由此，可以预期这种冲击还会带来其它一些方面的改革和完善。
　　（二）不利的影响
　　1、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留在家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俗称“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如果长此以往，这些人员显然难以支撑起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任。目前影响已在部分地方显现：一是少数地方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现耕地抛荒。如劳务输出大县武胜县，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占到了51.4%，个别村社高达 60%以上，其中有18.7%的农户举家外出或劳动力全部外出。据县农调队在今年大春农作物栽播结束后对10个村的调查，主要因缺乏劳动力共有抛荒耕地50.5亩。粗略估算，全县有近3000亩耕地抛荒。同时，在不少村社因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忙时季请工和换工也比较困难。二是农田基本建设无力开展。近些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劳力外出，使得部分地方强壮劳力紧缺，不仅一些新的农田水利建设无人干，就连原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护。如渠县现有水库工程86座，多数建于五、六十年代，运行多年，工程严重老化，病险水库就有48座，占56%，全县灌溉水渠1220公里，残漏水渠就有650公里，占53%，难以找到劳动力去维护。三是农业科技推广应用难。由于留在农村和农业上的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接受新技术、新信息的能力差，目前不少乡村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比往年更难。四是农村高素质人材日渐缺乏。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大多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反应相对灵敏的人员，而农家不恋农、青年不学农（不会农）的现象也日趋普遍，农村所需的高素质人材日渐缺乏。生产力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这种现象如果长此下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会是深远的。 
　　2、对四川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影响。自1997年来，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出现根本性转变，由短缺变为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出现了销售困难，市场疲软，价格连续下跌，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四川作为农产品生产大省，情况更是如此，自1996年以来，粮、油、猪等所有主要农产品都出现了销售困难，价格连续下跌，农产品市场日渐疲软。2004年虽然出现了供求稍微偏紧的状况，但到今年5月以来，又出现了销售困难。而700多万四川农村劳动力常年在省外打工、经商，消费在外省，需求在外省，直接减少了对本省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则是其中的一大因素。以2004年四川农民家庭人均农产品消费量计算，700多万出省农村劳动力每年将消费粮食152.44万吨，占常年生产量的4.6     %;猪肉20.02万吨，占常年生产量的4.1%；禽蛋3.14万吨，占常年生产量的2.9%；蔬菜121.11万吨，占常年生产量的5.0%。
　　3、对子女教育和成长的影响。由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尚未纳入城镇义务教育范围，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成本很高。一方面要交纳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结束后不能在流入地考取高中和大学。除少数儿童能随父母进城就读外，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只能留在当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直接关心、教育，他们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无论在身心健康方面还是在学习成绩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据省农调队最近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测算，全省农村的“留守儿童”达600    多万，他（她）们中有67.5%的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影响自己的学习和成长，有39%的儿童感到学习无人辅导，有23%的儿童感到生活无人照顾。另据眉山市东坡区农调队2004年末对复兴乡五皇小学603名在校学生调查，父母都在外务工或一方在外务工的就有310多人，占在校学生的50%还多。由于他们缺乏直接监护人的照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人身安全问题。去年该区在校中小学生因游泳等意外死亡事件发生数起，且大小的事故也屡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与孩子们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管有关。在调查中随机抽选了一个村，父母外出的学龄孩子就有近百人，由于“留守儿童”与年老体弱，安全意识淡薄的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管教很困难，同时这些孩子成为犯罪分子侵犯的高危人群，滑向违法犯罪泥潭的可能性较大。一些“留守儿童”小小年纪就染上了吸烟、喝酒、赌博、偷摸等恶习。 二是心理健康问题。农村“留守儿童”中，80%左右都是隔代抚养，由于长期缺少父母关爱，孩子容易产生胆小、自卑、孤僻的性格，加上与祖辈难于沟通，孩子在性格上容易出现缺陷。而不少外出的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对孩子不正当的行为既难以发现，更难以管束，久而久之则形成孩子的“道德真空”，影响成长，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三是学习成绩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从启蒙以前的教育到上学后的学习辅导，父母都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据调查，由于缺乏父母的直接教育的管护，80%以上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都在中等以下，学习成绩普遍低于非“留守儿童”。
　　4、对家庭亲情和感情的影响。农村青年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军，他们虽然在外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收入，但有相当部分人却没有照顾好或难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长期的分离（居）使父母子女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使夫妻之间缺乏理解与信任，往往容易导致夫妻感情冷漠、甚至破立，家庭成员关系淡漠，亲情和感情缺失。特别是少数年轻人，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或诱惑，贪图个人享乐，追求某些时尚，不履行关爱教育子女、赡养老人以 及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使一些家庭走向分离，带来一些社会隐患。阆中市农调队曾对打工仔和打工妹离婚情况做过专门调查，2004年该市共有508对男、女离婚，其中农村青年占70%；在离婚的农村青年中80%以上又是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农村青年离婚后，所生子女往往都是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对孩子的心身健康乃至以后的教育成长，都带来严重的后患。
　　5、对地区差距拉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就业，在对输出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同时，对输入地的贡献更大，使本来就明显的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具体而言，一是外来劳动力为输入地创造了巨大财富。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东部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全年约为2至2.5万元左右，四川常年出省的700多万农村劳动力，每年约为输入地创造1500亿至2000亿元的GDP，相当于当年四川GDP总量的1/4左右。二是为当地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利税。按“九五”时期以来，东部地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计算，四川出省农村劳动力每年为流入地区政府和企业提供利税200亿至3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四川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利税总额的近1/3。三是为输入地创造了消费需求和就业岗位。按每个外出农村劳动力年收入6000元的30%用于消费测算，四川出省农村劳动力每年在当地的消费总额达150亿元。以20个农民工带动一个服务工作岗位计，可为当地提供30万个就业岗位。四是输出地政府在义务教育和农民工培训上投入多回报少。农村义务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是县级财政支出第一大项。四川出省民工700多万，以年人均500元、人均受教育8年计算，四川为此投入了3400亿元左右。而这些人创造财富在外地，甚至消费也在外地。同时，输出地政府还承担了农民工的岗前培训支出。2004年四川对500万农民工进行了技能培训，仅省财政的投入就达1500万元。还有，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有一部分也是举家外出，落脚城（市）镇，在进入城镇的同时，也带走了在当地的财富，而这些农户一般是当地农村的高收入或较高收入户。到去年末，四川农村举家外出的农户有200多万户，以每户4万元计，先后从农村带出的财富有800亿元。这样，既拉大了城乡财富差距，又拉大了东西部财富差距。
　　四、四川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预测及制约因素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就业不充分是长期而主要的矛盾之一。由于长期以来农村传统的低水平就业方式，使得农村就业不充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事实上，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人数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劳动者数量的差距。也就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减去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数量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后剩余的劳动力数量。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趋势预测
　　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多方面的影响，转移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停滞，并且呈现出周期性。1978年四川转移农村劳动力118.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5%；到2004年转移1516.7万人，占38.2%。在这26年间，非农劳动力比例从5%上升到10%用了7年时间，从10%上升到20%用了8年时间，从20%上升到30%用了7年时间。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1983年前几乎是停滞的。从1983年至1988年进入快速增长，1989年至1991年陷入停滞状态，1992年到1994年超高速增长，1995至1998缓慢增长，1999年至2004年又进入快速增长。根据1983年到2004年的四川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例，我们可以作出一个一元线型拟合方程，即：
非农劳动力比例=1.42934*年份-2778.51
该方程的判别系数为0.9511，其拟合程度较高。此方程说明自1983年以来四川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例平均以1.42934个百分点递增。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比例为38.24%，如果要达到50%，那么需要的时间为：（50-31.65）/1.42934=12.84年，即在2013年末可以达到此转移水平。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趋势预测         
单位：万人
　 预测劳动力资源 预测农业
配置
劳动力 预测非农比例（%） 预测非农
人数 预测农业剩余劳动力
2005 3849.81  1287.8  38.67  1488.75  1073.26 
2006 3866.94  1280.8  40.09  1550.42  1031.62
2007 3854.79  1273.9  42.82  1600.80  977.09
2008 3836.80  1267.0  42.96  1648.41  921.39 
2009 3825.72  1260.0  44.40  1698.47  867.25
2010 3796.99  1253.1 45.92 1740.37  803.52

如何将这些剩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积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不仅是四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保证四川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四川社会经济新跨越的重要任务。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制约因素
　　1、劳动力的文化及技能素质状况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及技能素质仍然较低。据抽样调查，2004年四川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40年，分别比东、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少1.50年和1.11年。其中，文盲占8.24%，比东部地区高2.7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占38.9%，比东部地区高18.4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占46.6%，比东部低16.4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6%，比东部低8.3个百分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2%。农村劳动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水平也较低，2004年四川农业劳动力中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人数占8.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也只有15.7%。很难胜任现代高科技产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限制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同时，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还常常表现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怕冒风险，缺乏投资意识和创业精神，将自己捆死在土地上，把耕作土地看作是惟一的生存之道，不敢走出去，不敢去从事第二、三产业，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 
　　2、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与转移规模的扩大。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的基本点之一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也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但仍将城镇劳动力人为的划分为成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农民工虽然已在城市建筑、机械加工等行业成为主力军，也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能被城市真正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城市“边缘人”群体，即所谓的“外来妹”、“打工仔”。农民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权，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这种“边缘人”身份使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尚不能平等就业，形成了就业成本较高、就业质量较低、就业收益不多的现象。
　　3、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 虽经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城市中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被长期忽视，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量离开土地进城以后，将处于毫无保障的真空地带，一旦工作无着落，基本生活就难以保障，其它诸如养老、医疗、子女上学和住房等现实问题更是无从谈起，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由此，使一些农民难以迈出离开土地这一步，不得不固守在十分有限的土地上。 
    4、小城镇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功能较弱。农村现代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农村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生产向“工厂化“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转换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村小城镇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还不高，四川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近10个百分点。由于公共设施不足、乡镇企业集中度低、经济总规模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使得小城镇发展较慢，对农民的吸引力不高。四川平均每个镇非农业人口为1843人，比全国少10%以上，企业个数和企业从业人员少20%以上。同时，现行的小城镇管理体制和还未成熟的土地流转移机制，也使农民不能顺畅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目前，四川在省内务工的农民主要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县城，小城镇对农民的吸纳能力还很弱。
　　5、人才短缺和劳务公司势力单薄为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市场竞争带来很大困难。近年来，四川对外劳务合作虽然取得较大成绩，但与四川这个人口大省极不相称。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在外劳务总数在45万人左右，四川1.2万人。全国1400多家获得对外工程承包经营权的公司中四川仅有70家。在WTO各成员国进一步向我国开放劳务市场，一些对我国劳动力限入的国家取消限制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但四川输出劳工的整体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国际劳务市场的激烈竞争，输出劳工一般都从事建筑、海洋捕捞、缝纫、电器装配、餐饮服务等工种，劳务收入较低。另一方面，四川对外劳务公司普遍存在规模小、力量单薄、经营分散、承包能力单一、综合性复合型人才奇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单个弱小的企业很难建立起全球信息网络，各公司各自为政，互为竞争对手，也很难做到沟通信息与资源共享。适应国际劳务竞争的专业型、复合型人才短缺，而且流失的现象严重。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相比较，无论在资源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经营管理能力、工程设计与施工能力上，还是在信息捕捉及利用能力上，四川企业的竞争力都不强，很难适应国际劳务承包工程日益朝规模大型化、技术复杂化、功能多样化、承包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四川劳工的对外输出。
　　五、实现四川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与转移的对策
　　（一）基本思路
　　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就是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社会稳定）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效率高、成本低，但在现阶段，我国完全依靠市场化方式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显然尚不现实。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低，社会经验少，加之居住分散，信息闭塞，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必须更多地动用行政资源，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实行“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办法。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体现在：
1、制定适合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验表明，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证。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展农工综合体，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同样，韩国和我国台湾也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政策，在积极发展资金技术集约型的高新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从中就业。
　　2、加大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这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组织协调作用，搞好牵线搭桥工作，有组织的转移劳动力。
　　(二)政策措施
　　1、大力发展四川经济扩大本地就业能力
　　第一，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扩大本地就业。一是要在建立以财政投人为导向、龙头企业和农民投人为主体、信贷和外资以及社会投人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投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技术力量，确定重点。把畜牧、林果、渔业、中药材、蔬菜、花卉和农产品加工等作为骨干产业和项目，继续引导、支持烟叶、棉花和蚕丝绸行业。二是根据扶优扶强原则，优先扶持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抓一批“五专”（即专业大户、专业村社、专业场站、专业协会、专业市场）经营组织和外向型企业，重点扶持发展农副产品精加工以及包装、保鲜、贮运和专业市场，带动农民进入产业化领域。三是要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各种所有制成份创办、兴办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四是乡镇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质量为中心，根据国家产业化政策和本地资源，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和名特优产品。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贮藏、保鲜和运销作为发展重点，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构建四川城市网络，从根本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四川1000个试点小城镇的建设步伐，力争到2010年末吸呐农村劳动力500万人。要高起点规划小城镇，搞好供水、供电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通过深化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发育要素市场，逐步突破乡镇企业的社区封闭性，为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创造条件。要逐步形成各自的支柱产业和镇域经济特色，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加工、销售区域中心，供销社要利用自身的设施优势，积极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社区综合服务社，在市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坚持分散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在2010年逐步形成以成都市为核心、绵阳等8个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33个小城市和1000个小城镇所构成的城市网络体系，实现四川城市化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以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城市层次结构上来。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增大城市承载量。要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
　　第三,继续实施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拓展农业就业空间。四川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能全都进入城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还只能在农业上就业。要使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就必须大力拓展农业就业空间。把优化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作为战略性调整重点，利用高新技术发展农产品，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水产业，实施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种子、动植物保护工程，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工厂化种植、养殖、优质高产新品种、新型模式化栽培（养殖）等新模式，使有限的土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在土地上就业的劳动能获得较多的收入。
　　2、全方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第一，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一是对不同年龄段人口进行不同的教育。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是20-40岁的中青年。对于他们应进行短期培训，至少掌握一门专业技术，例如驾驶、烹饪、理发、制造、维修等实用且在短期内可以学会的技术，让他们能顺利实现转移。对于0-14岁的农村人口，未来几年将成为转移主体，为提高他们今后的转移速度和层次，应加强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和学历教育，以提高文化基础知识，为今后的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4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应通过家庭受教育人口带动他们在实践中进行学习。二是对不同性别人口进行不同的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男性占主体，是女性的2倍多。但是近年女性转移增长速度比男性要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特别是餐饮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量很大。针对这个特点，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应多设立有关服务行业的课程，重点加强对女性务工人员的培训。
　　第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目前在我省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一些本应正常学习的青少年却过早地进入劳动领域，或失学、辍学在家。若不采取措施遏制这种势头，必将影响四川后备劳动力的素质，其后果必然造就一批新时代的“文盲”。应继续强化九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并把重点放在老、少、边、穷地区，对贫困户、困难户子女入学要给予帮助，使失学或辍学少年回到学校。县乡政府应担起责任，加快中小学危房改造，增加教育经费，适当提高并及时兑现乡村教师工资。要坚决制止学校乱收费，严禁有关部门搭车收费。
　　第三，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强化职业培训。一是要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办学相结合的方式，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如劳动就业、农业、教育等建立常年性的、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等，形成社会就业培训体系的骨干。二是要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培训模式。三是要把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使求职务工人员拥有全国通用的技术等级证书及上岗证，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劳务收益。四是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外派劳务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外语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严格培训．确保外派劳务人员的素质过硬，形象良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际市场，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3、健全和完善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政策制度
　　第一，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大力发展连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职业介绍机构，加快劳动力信息网络建设。
　　第二，完善和规范政府管理。要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在就业制度上要不断完善就业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城乡劳动力权力平等，就业机会均等的市场化就业制度。
　　第三，加大户藉制度改革的力度。逐步消除城乡户藉管理分割状况，逐步放开城乡户口迁移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
　　第四，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制度改革。应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转包、转让、联合服务等办法，允许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偿转让，积极探索外出务工农民有条件、有补偿的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方式，让外出务工农民安心务工，解除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4、改善外出劳动力就业条件和环境 
　　第一，加快立法进程，把民工的合法权益纳入法律保护轨道。对民工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行法律规范和界定，保障合法，取缔非法，打击违法。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引导、支持有关法律机构及各律师事务所，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第二，切实解决进城农民和异地转移民工的子女入学入托。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城镇义务教育范围，大力提倡借读制，允许民工凭暂住证送子女就近入学入托。在民工聚居区举办专门学校，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的余热，为民工子女上学提供基本条件。
　　第三，逐步建立进城民工及异地转移劳动力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除其后顾之忧。
　　第四，积极研究建立劳务输出互助金。采取政府拨一点，企业筹一点，个人捐一点的办法，滚动积累为境外输出人员提供底垫，为劳务输出人员意外伤残、死亡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