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品市场

　　商品需求

　　如图6所示，某一地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是各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家庭和政府的消费需求的总和。

　　某一地区对某＿商品的总需求通过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转变为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的需求，后者再通过CES函数转变为对本地产品和来自全国商品集散库的外地产品的需求。以这种方式模拟需求具有如下优点。首先，它允许在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以及来自于国内不同地区的商品之间，存在不同的替代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们的感觉，即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可能比国际市场高.其次，由于几乎所有的模型都区分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引用其他模型中的相关参数。

　　如图2所示，生产嵌套(production　nest)的第﹁层是列昂惕夫(Leontief)函数，所以中间投入需求与产出水平成比例。

　　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自生产要素的税后收入及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构成了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两个方面。每个家庭根据各自的储蓄倾向，按一定比例将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其余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家庭的消费行为用恒差弹性系统(Constant　difference　in　elasticity，CDE)来模拟。CDE在模拟消费行为方面比CES函数更加灵活。GTAP模型(Hertel和Tsigas，1997；Huff等，1997)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CERD模型区分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从而可对政府间转移支付进行分析。为简便起见，假设税务征收(进出口关税除外)及政府储蓄和消费均由地方政府决定，而中央政府仅仅决定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每个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当地税收收入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与私人家庭类似。首先，政府根据其储蓄倾向，按一定比较将地方政府总收入用于储蓄，其余的收入用于消费，或者转移支付给本地区的私人家庭。一旦确定了消费支出，政府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来决定。

　　各地区的实际总投资是由资本收益与投资品价格之比及投资弹性决定的。各单个商品按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生成该总投资。

　　产品的销售

　　企业生产的商品有3个销售目的地：本地区、国内其他地区和海外(出口)。每种商品根据固定转换弹性(CET)函数分配或销售到各目的地，其具体数量由商品的总产出、该商品在每个目的地的相对价格以及转换弹性所决定。

　　商品市场平衡

　　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满足本地区对当地产品的需求。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则由外部世界来满足，这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以及进口供应的弹性系数。对国内其他地区产品需求的满足，采取了类似于图5中所示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各地区向国内其他地区的销售首先按CES函数集中到全国商品集散库中，然后再根据CET函数分配到各个地区。

　　4.系统闭合

　　生产要素禀赋是外生变量。为了模拟失业，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松弛变量。但本文中的模拟均将这些松弛变量设为0，这意味着通过工资的变化来实现充分就业。

　　包括关税税率在内的所有税率以及技术变量(technological　shifters)都被设为外生变量。因此，政府收入随着生产、收入和贸易的变化而变化。这与变动税率以保证一定数额的政府收入的闭合不同。选定现在的闭合是为了将加入WTO的影响与其他政策变化的影响区分开来。另外还假定，各地区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的份额没有变化，即每个地区所获得的转移支付以相同的比率变化。

　　每个地区每个家庭的储蓄倾向是固定的，但各家庭之间的储蓄倾向有所差别。全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为资本净流入，在数量上等于贸易逆差。在模拟贸易自由化时，模型可以有两种闭合：不对贸易差额进行控制，即贸易差额为内生变量；或将贸易差额作为外生变量，设定其没有变化。下面的模拟采用了第一种闭合。

　　5.数据

　　CERD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数据库是根据28个省市自治区1997年44部门投入—产出表建立的。44个部门分类是将1997年全国40部门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9)中的农业部门进一步分解成5个部门。本文使用的简化版CERD模型将这些省份的投入—产出数据合并成3个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

　　为了更加详细地分析中国加入WTO对农业部门的影响，笔者根据各省农作物生产成本资料(农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2001)，将最初的44部门表中的农作物生产部门又细分为9个部门：水稻、小麦、玉米、豆类、其他谷物、棉花、油料作物、蔬菜水果以及其他农作物。

　　其他的数据和参数来自GTAP数据库第5版、Yang和Huang(1997)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系列。

　　三、加入WTO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1.中国加入WTO的农业承诺

　　中国加入WTO在农业方面做出的承诺远超过制造业。这些承诺包括关税减让、采用关税配额制度、限制农产品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以及消除一些技术性壁垒。

　　中国同意截至2004年1月把农产品平均法定关税率从22%下调到15%，并同意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等主要农产品采用关税配额制度。在进口配额之内(配额数量逐年增加)，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关税率仅为1%(表4)。国营农产品贸易公司不再享有垄断地位，私营公司可以进入外贸市场，使用国营公司剩余的进口配额。

　　然而，这些承诺不一定就会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对农业的保护水平已经比较低。例如，对大米、蔬菜、水果和肉类的名义保护率已经是负值(表5)。这部分是由于以农补工的历史原因，部分是由于在人世谈判过程中已经逐步减少了对农业的保护。这一点在下面使用CERD模型对人世的模拟中得以证实。

　　2.加入WTO的总体影响

　　对加入WTO的模拟采用了对贸易差额不加控制的闭合，即汇率固定、贸易差额为内生变量。表6概括了中国加入WTO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模拟结果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首先，整体而言，中国将受益于加入WTO。实际GDP、消费和效用水平分别增加0.4%、1.0%和0.8%。用均等差异(Equivalent　Variation，EV)表示的福利增加达到582亿元。第二，关税减让使得进口价格降低，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GDP缩减指数(GDP　deflator)分别下降2.2%和1.8%。由于国内价格降低，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下降0.4%。第三，关税削减使得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9.0%和11.1%。由于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贸易差额下降大约340亿元。第四，加入WTO对各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作物、食品加工、汽车和零部件以及机械类部门受到负面影响，而其他部门则从中受益。其中，汽车和零部件受到冲击最大，而轻工业受益程度最大。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这是因为加入WTO后扩张的产业在东部地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种影响模式意味着，加入WTO后地区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更详尽的阐述。

   3.加入WTO对农业和食物安全的影响

　　表7至表10显示了加入WTO对农产品的生产、出口、进口和自给率的影响。尽管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进口量仍能保持在配额范围以内，产量下降是有限的。对大多数谷物来说，产量下降小于1%。因此，加入WTO对粮食和食物自给的影响也是有限的，95%的自给率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地区则最小。这一结果符合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气候条件更为适宜，可耕地资源也比较充裕。

　　然而，即使可以实现自给率目标，粮食安全仍可能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加入WTO的成本和收益在地区和农户间不是平均分配的。即使总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对那些在受到负面影响部门就业的人来说，由于收入减少而带来的食物不安全仍然可能是一个问题。这对于内地的农户尤其重要。例如，表11显示了中部地区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随着加入WTO而下降。表11也显示农户收入增长的程度小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因此，加入WTO后，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

　　四、政策建议和结论

　　以上模拟显示中国加入WTO将对中国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农产品产量下降，整体粮食自给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恶化。尽管这些负面影响比人们广泛预期的程度要低，但仍然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本节将讨论对这些负面影响所能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个直接的措施可能就是对农业和农民提供补贴。补贴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其中有些补贴是符合WTO规则的，有些则不是。笔者以前的研究(Jiang，2003)曾讨论过一个方案，即采用诸如标志许可、报告程序等各种各样的新型壁垒。笔者使用CERD模型对该方案进行了模拟，具体做法是假定这些新壁垒使得农产品关税削减的实际水平相当于人世所要求的一半。模拟结果显示，尽管这样的政策可能使加入WTO对农业的影响得到一定的缓解，并有助于减缓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会降低加入WTO所带来的整体福利，均等差异(EV)比完全执行加入WTO的关税减让承诺降低6%。

　　对农业的支持也可以采用生产补贴的形式。假定加入WTO后，政府补贴农民以保证粮食生产的自给率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模拟显示，人世后谷物自给率仅下降0.06%，但要使其恢复到人世前的水平需要花费72亿元的补贴(表12)。而总粮食自给率将下降1.5%，而要将其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需要高达1800亿元的补贴。

　　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还模拟了政府增加对内地的转移支付。这一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是，由于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将因人世而受益，因此可以将部分收人从一个群体转移至其他群体，以使得所有群体均能得益。然而，模拟的结果与农产品关税减半方案的效果类似。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是以降低整体福利收益为代价的，其总体福利比不增加转移支付所获得的福利收益低1%。这一结果是可信的，因为对内陆地区增加转移支付，是通过“惩罚”有较高回报率的沿海地区来实现的。这一政策模拟结果意味着，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应当慎重，以避免对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

　　正如Fan、Fang和Zhang(2001)以及Hazell和Haddad(2001)等学者所建议，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增加农业的研发(R&D)投入以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笔者对此进行了模拟，试图发现需要提高多少生产率，以使人世后中国的谷物和食物自给率保持在原来水平。结果发现，分别需要提高生产率0.32%和2.85%，以维持谷物和全部食物的自给率。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数字的含义，可以参考过去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根据Fan(1997)，1978-1984年和1984-1996年期间，农业TFP每年分别为5.1%和3。91%。提高2.85%的生产率，意味着中国几乎需要将农业研发投入增加1倍。

　　提高农业生产率还有其他途径。其中之一是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农场平均面积过小，以致于不能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另外，由于没有界定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人；土地市场不发育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整(Lohmar和Somwam，2002)。但是，保障土地租赁对于低收入农民实现食物安全是非常重要的。Zhou(1998)指出，中国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在避免产生新的无地农民和低效率的土地占有方面是非常好的。Ho(2001)指出，许多中国农民，特别是在贫困村庄的农民，赞成现行的土地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保证了农户可以获得土地。FAO(2002，第26页)也指出，贫困指数与土地所有呈负相关，生产率和农场面积呈负相关，即农场越小生产率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应使人们对目前增加农场规模的流行观点重新考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而言。

　　最后，进一步的开放也是一种政策选择。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曾指出，以更自由的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为特点的国内市场改革，将增进整体福利、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此外，中国应该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中国在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做出了意义重大的承诺，其对农业的保护水平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使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GTAP模型模拟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削减农业保护将提高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粮食的自给率(Yu和Frandsen，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