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失业的性质和原因、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增长、失业统计和失业现状、缓解失业的对策措施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当前国内理论界对我国失业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进行了简要评述。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对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促进就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和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相比，失业理论的研究总体滞后，创新不够。

　　[关键词)  失业；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

　　同西方经济学长期研究失业问题的历史比起来，我国关于失业和就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囿于社会主义性质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不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就业、失业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理论界关于失业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起来，对我国的失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和观点，这些观点和看法对我国就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于推动我国就业失业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国内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  关于失业的性质和失业原因的探讨

　　这是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决定理论或者“总量失业理论”。崔大鹏、吴松林、王诚、盛乐、姚先国等人经过研究认为，我国失业的根本特征是“总量性失业”，也就是指“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非充分就业均衡所引发的失业”。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导致“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主要表现在我国劳动力资源历史存量太大而且增长迅速，导致供求不平衡产生失业。盛乐和姚先国认为，失业是“由于劳动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暂时失衡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大量积累，从而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于是，因劳动力总量大于就业岗位而造成了总量性失业”。李培林分析了今后几年我国劳动力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认为“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经过测算，他认为，“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具体到我国城镇，李培林认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加严重，2000年我国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为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业方面“人口决定论”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观点不仅被学者所接受，而且经常见诸于政府决策部门的研究报告，成为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我国就业方面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

　　二是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存在失业的市场和存在岗位空缺的市场同时并存。宋丰景、崔大鹏、吴松林、李培林、冯煜、毛炳寰等人对我国的结构性失业进行了研究。宋丰景认为，“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是我国结构性失业的具体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保障部2002年第二季度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却无业可就。李培林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加快，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在农业生产领域，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耕作被机械耕作取代；在制造业，大量的手工操作过程变成了机器的流水线；即便在管理领域，电脑的广泛使用使很多人脑的工作岗位缩减”。他认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定“技术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大，失业状况就会越加严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农业劳动力还在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服务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機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而冯煜则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失业率的影响”。虽然毛炳寰在分析失业的原因时并不认为结构调整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而将失业归咎于“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但是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原有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并没有解决劳动力素质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不适应问题，因此其理论的核心仍然属于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范畴。

　　三是垄断性失业、制度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性失业。王诚率先提出了“行业垄断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行业垄断是指政府部门对某些生产行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控制，设置准人壁垒限制竞争，而造成该行业在产量和价格上的垄断状态。行业垄断从以下两个方面导致了失业的发生。对于“夕阳产业”而言，过度的垄断和保护，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行业内部的“无效就业”和“隐蔽失业”；对于“朝阳产业”而言，过度的保护和垄断导致行业低产出、低效率和高物价、高工资并存，使本来可以进入该行业竞争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成为失业者。“‘行业垄断性失业’常常伴随着垄断行业外的高失业和垄断行业内的高收入(或高成本)并存的现象”。针对自然失业，王诚提出了“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业”的失业现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业”。由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劳动力无法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或者虽然在消费行为上接受市场观念但在就业行为上不接受市场观念，劳动力并非花时间寻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时间等待政府给这些‘国家主人’送来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失业恐怕也难称其为‘自然的’”。

　　杨宜勇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纵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职业等级的客观界限，也称技术分割，这种分割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素质及受教育培训程度的差距；另一种分割是横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的单位分割、产业分割、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不仅仅涉及城乡问题，而且涉及区域性问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具体表现在三种歧视：一是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二是对外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三是对外地非农劳动力的歧视”。李培林分析了我国就业市场的“断裂和残缺”。他认为，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就业市场由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即城市和农村组成。在城市就业市场，又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市场：一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一般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比较高并非常稳定的工作岗位；二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较好或者劳动强度比较轻的部门。这一部门一般没有社会保障但工作稳定性比较好；三是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中待遇相对比较差，劳动强度比较高的产业和领域，这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李培林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了劳动价格、保障制度、用工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统一，致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分割的市场得到正确的反映，有时还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杨先明、徐亚非和程厚思分析了我国“双轨二元劳动力配置机制”下的失业问题。所谓“双轨二元配置机制”就是指劳动力配置的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同时并存，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市场”同时并存的情况。

　　四是“有效需求不足”性失业。崔大鹏、吴松林、王诚等一批学者认为，导致当前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每年1—2千万的劳动力供给数量来比，每年经济增长创造的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简直微不足道。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性失业理论总是和人口决定理论相联系，提倡大力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以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论者还认为，当前我国由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致使社会总需求明显不足，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导致物价下降，产品滞销，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人员增加。“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与总需求不足有较大关系”。

　　五是“核心就业”不足导致的失业。王诚在《中国就业发展新论》一文中，以企业创新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我国的核心就业和非核心就业问题。“所谓核心就业，是指与企业创新活动相联系(即产生、促进和扩展企业创新)的就业。非核心就业或虚拟就业是指通过与企业的创新活动无关的其他手段所创造的就业”。分析当前中国就业滑坡的根本原因时，王诚认为，“从表面的原因看，就业或下岗失业的困难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机构精简改革的深化，以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释放速度加快，但是我们认为，造成中国当前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真正深化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这些年就业困难的积累是企业创新和核心就业扩展缓慢和滞后所导致的”。尽管王诚对非核心就业影响整体就业的运行机理表述得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核心就业理论的确为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二  关于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以及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研究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方面，周天勇、何景熙等人从刘-拉-费模型描述的二元经济条件出发，研究了我国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模型。周天勇和何景熙主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托达罗迁移模型进行了理论修正，而高翔则在对刘易斯模型和主流学派失业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般理论模型。朱农并未局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从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关系。

　　周天勇认为，为了解决我国的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和托达罗理论模型相吻合的政策措施，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厉的行政管理措施，对农业教育、生产的不断投入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从效果上看不但没有解决我国的城市化和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这表明，托达罗模型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解决的办法应反托达罗之道而行之，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程，取消户籍制度，利用城乡收入差距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等。

　　何景熙通过对托达罗模型的反思提出了“开源断流”模型。何景熙认为，托达罗将自己的影响迁移决策因素中劳动力对城市部门就业率的预期普遍化和绝对化了，因而落入了“托达罗教条”：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规模也越大，而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失业率的上升；第二，既然城市就业机会影响或决定迁移行为，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做出迁移决策的，那么，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托达罗模型中关于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城市就业概率”预期的假设是不符合经验事实的。为此，何景熙提出，“劳动力迁移主要受人们来自比较经济利益和费用这些合理的经济考虑的刺激”。同时，“至少中国的迁移者在曲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因而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行为”。在此基础上，何景熙提出了“开源断流”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政策含义是：第一，中国农村寻求剩余劳动量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因此，不论城镇还是农村，本地还是外地，工业部门还是非工业部门，只要预期净收益高于本地农业部门，就会形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此，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力职业信息的发布，消除一切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二，要切实遏制农村劳动力的过快增长。只有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问题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