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谌新民 2005-03-29 14:10:27
春运过后，持续了一年多的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未见减弱，对广东省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经济的影响正在加深。我们在探寻其背后动因的同时，还应该敏锐把握这一流向的社会经济效应，只有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和趋势，才有可能为缓解民工短缺压力提出更有价值的治理对策。
细分民工流发现三大变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引人注目的是结构和流向的变化。从民工短缺较为严重的珠三角来看，在比较利益驱使下，民工的流动大体有三种去向：一是从广东珠三角沿海地区流向长三角地区；二是从沿海地区流向内地省区（主要指民工的原籍地）城镇或企业就业；三是返回原籍从事农副业生产。如果说前两种途径是与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相关联的话，后一种则是与中央利农政策出台后农业的比较利益提高相联系。也就是说，民工离开沿海地区其具体原因和影响是随着其流向的不同而有差异的。
通过深入细分流出民工的类型，有助于探寻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影响。一是十多年来一直在珠三角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民工，由于收入较低或其他地区收益较好而离开。二是新成长的年轻民工因不满足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有限而离开。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较以前的民工更高，也能较快地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部分民工流失对提升产业层次是不利的。三是有技能的技术工人的流失，他们对构筑一个地方的产业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其去向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一个区域未来的产业竞争力。
吸纳劳动力渠道在增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般规律，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劳动力向比较利益更高的区域和产业聚集，流向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地区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效应，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将对区域间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大量外地劳动力离开珠三角返回民工原籍的城镇和企业就业，则说明我国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全国经济增长点正在增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渠道正在增加，从全局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这一方面可能缓解广东本省户籍人口原有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势必导致珠三角等沿海企业人工成本的提高，从而增加了进行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对广东推进新兴工业化未必不是个好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出的第一、二种去向，虽然对广东近期经济运行会造成一定压力，但它对于长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能带来难得的契机，甚至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劳动力流出的第三种去向则要客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如果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大量民工返回原籍务农，如果大量劳动力仍然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而是主要依靠利农政策来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则这种民工的回流应该是短暂的，也与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方向不一致。如果不能理顺城乡、工农的利益关系，在市场机制日益发挥作用的今天，社会将有可能不得不再次面临出现大量民工潮的现实。
社保已成重要影响因素
民工流向变化这种信号效应也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对劳动力市场预测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劳动力流向的变化是作为市场主体的用工单位和劳动力的自主选择行为，然而，为了使劳动力流动有一个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减少因市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不准确对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影响，从而有效地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职能部门有必要提供有利于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促使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社会保障体系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分析民工跨区域大规模流动时，要特别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基础性作用，也要重视其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导向作用。目前，企业中存在较普遍的少、漏、瞒报社会保险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民工的权益，也非常不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其实，目前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企业在争夺民工的过程中，除了工资待遇外，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已经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最低工资内或外为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信号效应是根本不同的。在最低工资之外再为民工统一支付社保个人应缴部分，是对民工的尊重和为其未来保障着想。这看似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却可以在区域劳动力争夺战中吸引到优质的新增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可以留住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从而有利于形成持续发展动力和竞争力。
政府需转换“保姆”的角色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性需求，其流动归根到底是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伴相随的。民工短缺和流向变化作为一种市场信号，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由其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以及台湾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广东等沿海地区转移，是其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成就了香港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以及台湾高新产业的兴起。目前出现的劳动力流向变化的市场信号，使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变动的压力。在珠三角地区，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优势摄取利润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变成本压力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主动调整产业结构。
民工流向变化也给政府职能部门传递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的角色定位。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且成效显著。然而，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政府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企业作出市场选择的，政府仍扮演保姆的角色无疑不利于企业提高面对风险的处置能力。民工流向变化也警示我们，珠三角同样需要转换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角色。
在民工短缺的严峻形势下，如果政府与企业能够协力面对这种市场压力，能够有效地加速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那么由民工短缺和流向变化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市场变动，可望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
|